“朱出墨入”始祖苏绰

苏绰（498年-546年），字令绰，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西）人。南北朝时期西魏名臣，年少即好学，博览群书，尤善算术，深得宇文泰信任，拜为大行台左丞，参与机密，助其改革制度。曾创制计帐、户籍等法，精简冗员，设置屯田、乡官，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史记》与《资治通鉴》中均对其有记载。

据《周书。苏绰传》记载，“绰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从这里可以看出，南北朝时的西魏，苏绰制定了一种计账的格式，朱出墨入，用红字记录支出，用黑色记录收入。

苏绰制定的记账、户籍之法早已失传。但其创始的“方案程式”统一了记账与户籍的内容与规格，并为隋唐所继承发展。从敦煌出土的《大统十三年瓜州效谷县计账》残卷可以看出，当时是按户统计，在每户户主之后，逐一登记户内成员以及依附人口（奴婢等）之名，每人名下记载性别、年龄、丁中等情况，并登记受田数字、应纳租调数。然后一户作一总计，分类统计应交纳的租调数。大约以若干户或按行政区划为单位，再作一总的统计。由于这种记账户籍之法，对于做好国计、资助军功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宇文泰十分重视，并把这一记账方法规定为做官的条件之一，要求官员熟练掌握。不过，制订记账是在实行均田制及租庸调制的情况下推行的。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以后，“不以丁身为本”,这种主要以人口变化为内容的记账大约就废弛了。

虽然苏绰制定的记账与户籍之法已经失传，以人口变化为内容的记账方法也已废弛，但“朱出墨入”现在仍然能在众多地方能找到其身影。笔者认为其作法及经验对后世行政、经济、会计等方面均有重大贡献。

一、对公文格式的贡献。当时，官府之间的公文，便是苏绰定下格式，后来苏绰提出的用红色与墨色区别收支情况的这一记账方法演变为现在的“红头文件”，成为后世乃至今日的文案程式。“红头文件”中，刚开始“朱出墨入”指的是朝廷发出的文书是用朱标，下面上呈的文书是用墨标。这一格式沿用了近1500年。只是墨标在今天的下级上呈文书中已不复见，所用的也是“红头文件”了，“红头文件”的格式也由此沿用至今。

二、对记账方法的贡献。在记账方法中，现在还有“红字冲销法”“划线更正法”等，都是用红色来进行，因为这更加醒目，让人一目了然，容易识别。虽然随着会计电算化以及电子发票的实施，现在“红字冲销法”已经用得起来越少了，但仍然有红字发票进行冲销的规定。“划线更正法”是在手工账簿中用到的，现在也基本绝迹了。但这种方式给后世会计记账带来的影响巨大的，它是一种严格的划分、一种醒目的提示，对后世乃至现在仍有借鉴意义。

三、对发展经济的贡献。在生产富民方面，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六条诏书》中。大统十年（544年），苏绰授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兼司农卿。这一年，他为改革制度所拟的《六条诏书》，得到了朝廷的重视并颁布实施。其中第四条为：“尽地利”.具体方案如下：

1、岁首，无问少长，能操持农器者，皆令就田，垦发以时；恶劳者，守令随事加罚；

2、百亩之田，必春耕之，夏种之，秋收之，然后冬食之。此三时者，农之要也。若失其一时，单劣之户，及无牛之家，劝令有无相通，使得兼济。

3、三农之隙，及阴雨之暇，又当教民种桑、植果，艺其菜蔬，修其园圃，畜育鸡豚，以备生生之资，以供养老之具。

在“尽地利”中，他强调了要重视农业生产，因为封建社会，本是农耕社会，只有重视农业生产，社会生产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社会财富才能快速的增加。重视农业生产中，他又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作法：无问老少，能操持农器者，皆令就田；对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守令要随事加罚；农业生产要注重农时；对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源如耕牛的利用，要劝令有无相通，使得兼济，这相当于提倡组成农村合作组织，互帮互助；同时还注重发展多种经济、庭院经济，教民种桑、植果，艺其菜蔬，修其园圃，畜育鸡豚，以备生生之资，以供养老之具。而且发展多种经济、庭院经济不与重要的农业生产发生冲突，均提倡在“三农之隙，及阴雨之暇”,在《六条诏书》的“均赋税”中，他还提出“绢乡先事织纴，麻土早修纺绩。”这里他强调了手工业中的纺织，这一思想就是封建社会典型的男耕女织生产方式的体现。

四、对地方官员绩效考核的贡献。他强调了地方官在发展生产中的作用与职责。他认为“地利尽”的责任在于“劝课有方”,而劝课是“牧守令”地方官员的职责。“必须劝课，使预营理”,在发展经济中，他认为地方官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宇文泰十分重视，不仅将苏绰制定的记账户籍之法规定为做官的条件之一，要求官员熟练掌握，而且将苏绰的《六条诏书》颁布实施。“太祖（宇文泰也）甚重之，常置诸座右。又令百司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记账者，不得居官。”

五、对平均税赋的贡献。在税役分配方面，他也有独到的思想。这也主要体现在他的《六条诏书》中的“均赋役”部分。在诏书中，他写道：

夫平均者，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此之谓均也。

租税之斟酌贫富，差次先后，皆事起于正长，而系之于守令。

在这一条中，他强调的“平均”,就是不放过豪强而只征贫弱，不纵容奸滑而困愚拙，也就是要一视同仁，不搞特殊化；同时，他强调交纳田赋税款时，虽然定有规格，但一定要考虑贫富差别、等级次序，分派徭役时也要考虑路途远近，劳力是青壮年还是老弱的，而这些都由里正、户长规定，当然也与郡守、县令有关，这些地方官一定要清正廉明，才能达到“均赋役”之目的。

虽然苏绰是为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但他的这一系列思想及施政措施，仍然对后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其作法及经验对后世行政、经济、会计方面均有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