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在督亢

春日里乘了动车经过北京以南、保定以北的那片平原，但见树绿花红，良田美宅，一派富庶祥和的景象。我不由得揣测，当年荆轲作别风萧水寒的燕国赴秦献督亢之图时，回眸反顾，一定也看到过一样的田园风光。一腔爱国豪情定然直冲霄汉：我督亢沃土，安能轻易沦丧他人之手哉？

史记上没有记载荆轲赴秦的季节。凭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那段歌，许多人判断是在秋天。我却想当然地认为是在我穿越古督亢之地的这个季节。春日里的这里，风正萧萧，易水犹寒，花团锦簇，五彩纷呈，一定更能激荡燕赵之士的慷慨悲歌。定兴人史雨写过一首诗，似乎可以佐证我的观点：春来田陌上，千里绿无痕。自古膏腴地，如何肯让人？

可荆轲毕竟有辱使命。督亢反而更快地成为强秦的重点税源。也便从这时开始，这片肥的流油、富的淌金的土地，一次次成为各方政治军事力量你争我抢、暗通款曲的所在，似荆轲献地的耻辱也便一次次在这个地方飘荡着。有诗谓：荆卿图督亢，献地秦人喜。风萧自古传，黄云复万里。丰年禾黍多，百室歌盈止。壮士何处寻，西风吹易水。乾隆皇帝写有关于督亢的诗多首，其中《督亢陂揽古》中也说：“督亢广衍旧膏膄，计使荆轲献地图。”

易水东行到了今天涿州、高碑店、固安、定兴地面上，由督亢沟而督亢陂、督亢泽，继而是督亢陌、督亢坡、督亢亭等，便哺育了半径五十里的一片膏腴之地。“甚良沃”的这片田地，一直灌注了人们的无限怜爱。涿州古八景中，有“督亢秋成”；高碑店新八景中，有“督亢春早”；定兴八景中，有“督亢春晴”。诸县各居督亢一角却又如此大事张扬，一方面有将“督亢平原”扩大化的倾向；另一方面也说明，处于九河下梢的京、津、保地区，因其处于“低地”而得水土之利，确实构成着一片不可多得的丰美之壤。

汉唐时期的河北平原已经是重要经济区，安史之乱前被称为“天下根本”，有所谓“河北贡篚征税，半乎九州”的说法。安史乱兵敢以三镇之地、之兵、之财向长安叫板，河朔三镇得以安史余孽而成陈寅恪所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无不与这里雄厚的经济财政实力相关联。凭了独擅赋税与甲兵，河北地区悍然而造晚唐“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的政治格局。难怪杜牧会说这里“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难怪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会自夸“庐庐旅旅，以晏以处。士驯业，农力穑，工就务，商通货”了。不能不说，当督亢旧地已然坐大，当年强秦轻取弱燕的故事，倏然间有被改写的可能。而晚唐政权与河北藩镇的数度款曲，似也衬出了督亢人地的难缠。《旧唐书》中即有如此评价：“彼幽州者，列九围之一，地方千里而遥，其民刚强，厥田沃壤。远则慕田光、荆卿之义，近则染禄山、思明之风。”

然则荆轲、安史都是恃强而折的失败人物，督亢沃土也免不了受人宰割。这集中反映在自五代至北宋关于幽云十六州的折冲进退中。

幽云十六州即幽、蓟、瀛、涿、莫、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等州，整个地区面积十二万平方公里，其中的“山前七州”正在当年的督亢平原范围内。而“山后九州”则扼太行山、燕山的各方要塞，长城便逶迤其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此为酬邀契丹击破旧主而成后晋皇帝，殊不知就此为中原王朝洞开国门。因为北塞一失，南下千里便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时人谓：“由晋祖割地之后，朝廷自定州西山东至沧海，千里之地，皆须应敌。”“自十六州既割，山阴皆为敌有，而河北尽在平地，无险可拒守矣。”

更何况，山前七州那片肥沃的土地，也从此成为辽人“最富庶的地区”。《辽史》记曰：“自京、镇等处，土田丰好，兵马强盛，地利物产颇有厚利”。因为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里遂成为居辽国首位的税源重地、兵源重地。“兵戎冠天下之雄，与赋当域中之半。”十六州可以征得多少税收，可以从金灭辽后依约将该地归宋时索取的“代税钱”可知：“燕租六百万，止取一百万。”

幽云十六州有如此重要的经济与军事价值，便不能不成为中原王朝的肘腋之痛。959年，周世宗柴荣率军北伐燕云，先后收复瀛、莫、易三州和益津、瓦桥、淤口三关，共计17县之地，取得了五代以来中原对辽作战的最大胜利，也是对幽云十六州的最大分割幅度。可惜柴荣突然病逝，收复幽云的大业从此夭折。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后，为成为真正的“一统太平”之主，积极谋划取得幽云之地。他专辟“封桩库”，蓄财以备赎买幽云十六州。如契丹不肯，便把这笔钱作为战争经费。他的基本预算是三百万匹绢，分为三十二库贮之。为此，他还专拟一首诗为各库命名：“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代他而立的宋太宗二度征辽，先胜后败，即是将库绢花光，也未曾夺回幽云。就此，“恐辽症”弥漫于宋国君臣，到了宋真宗时期干脆订立“澶渊之盟”，保留后周时形成疆土，宋给辽每年银10万两、绢20万匹。到宋仁宗时又加为岁币50万。

以不及用兵费用百分之一的区区岁币买得一百多年和平，这在当时和以后都可以称作是双赢之局。可是，从此“忘战去兵”、“武备皆废”的大宋军队却成为帝国大厦的短板。辽国尊奉了君子协定，西夏也可以满足于岁币，可还有其他虎狼之师未必愿意图微薄之利而坐视可以生出更多钱帛的土地和人民。这恐怕也是那个被陈寅恪评说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王朝总在大富之时一灭于金再灭于元的原因所在。

就是在澶渊之盟后，督亢平原再次成为尴尬地带。那一条与易水和督亢沟都有渊源的白沟河，在成为辽宋界河后也成为一条文化名河。欧阳修、范成大、苏辙、文天祥、刘因、王贞仪等文人墨客，都在诗作中倾泄他们的伤怀和叹惋。曾经多次出任辽使陪同的王安石，更是对“河北民”的境遇感触良多。他的《白沟行》一诗道尽了送迎藩使的复杂心情：白沟河边藩塞地，送迎藩使年年事。藩使常来射狐兔，汉兵不道传烽燧。万里锄耰接塞垣，幽燕桑叶暗川原。棘门灞上徒儿戏，李牧廉颇莫更论。

当辽人在山南汉地设立起“南院”并实行起与山北不同的汉制和“税制”，幽云诸地的农耕经济不仅成为北国游牧经济的良性补充，更因对这一时常迷失祖国的督亢人民的同化而逐渐淡泊了他们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宋太宗诏书所称的“岂可使幽燕奥壤犹为被发之乡，冠带遗民尚杂茹毛之俗”，竟一语成殲。千百年来加之于督亢之地的数度款曲，反而让“燕赵之人锐”这一地域性格遭遇扭曲。此地的税源和纳税人，也越来越迷惘不知所以。顾炎武《督亢》诗谓：此地犹天府，当年竟入秦。燕丹不可作，千载自凄神。野烧村中夕，枯桑垅上春。一归屯占后，墟里少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