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何妨一锅粥

从税收的意义上说，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简略的说法是北洋时期）是晚清的延伸和国民政府的先声。

说北洋是晚清的延伸，是因为自晚清以来发生在税收结构上的变化，至北洋并没有多少大的兴革，依然是在晚清已经建立的轮廓和步调之中。雷声大雨点小的“新税开征”远不如踏踏实实的“旧税整理”更有建树。仅仅一个印花税的推行，完全在于晚清的脉络框架中。而数任财政总长拟意开征的所得税、遗产税、裁厘改办统税和营业税，都没有奏功。也就是说，从晚清已经断然出现的那种田赋式微、工商业税收成为主体税种的趋势，依然在北洋时期发酵着，却没有撞入资本主义税制体系的雷池。量变有余，质变不足，便是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税收制度的显见特征。

可它毕竟是国民政府关盐统三税结构的前期铺垫。无论是关税自主权的争取，还是盐税的改制，还有所得税的鼓噪，尤其是对厘金改办统税的积累实践，甚至包括国地税划分，都已经在北洋的税收实践中勉力试水。国民政府的税制流变，在很大程度上拜北洋时期的积极开拓之所赐。恰是因为有了统税、所得税这些可以匹配资本主义形态税源的税种，国民政府的税制气象焕然一新，大大超越了北洋以前只是在工商税源方式小心翼翼试探而行的那种中途半端状态。

在税收征纳关系方面，一向弱具“克力斯码”权威与合法地位的北洋当局，不断地受到议会、商会、地方政府、军阀、报纸、反对派、列强的狙击，致使一些计划中已然圆通成型的税收决策胎死腹中。即使是正式推行的印花税，都因整体或局部的置疑之声而不时被扭曲，遑论所得税等对民生干预更强的税类。在这样的情况下，北洋时期的税收征纳关系反而表现出比之于晚清和国民政府更加柔和中正的“民国”“共和”“民主”“宪政”色彩，由此形之于相当程度的征纳关系平衡而非倾斜。这当然反映着北洋当局执行力的孱弱，但无疑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异性与人本价值。

虽然倾北洋二十七年，财政总长更迭频繁，几达四十余届，最长的执政一年有余，最短的不过十二天，这不免让诸多财税大政因人亡政息而欠缺持续性，但是，赋税司长等业务性官员的变化并没有那么明显，如贾士毅在财政部一直从民元坚持到民国十五年的那种景象，所在多有。这一点也可以解释北洋税收史上的另一个奇观：不论国际局势、国内政局与政潮、军阀战争与干预中枢、党派歧争、南北对峙等如何惊心动魄，来自财政部的各项政令，包括涉及税收的各种规章办法的颁行，仍然有条不紊、不亢不卑、有板有眼地延展着。甚至在北伐军已经抵近京畿的危迫态势下，北洋政府的税收政令依然按步就班。北洋之有那样一些耽于业务不为时流所动的技术官僚，是其在不可能的局面下仍然会有许多堂堂正正税收行止的原因所在。这也是贾士毅等许多财税人才又为国民政府所延揽继续发挥作用的原因所在。

民国之建立，因了武昌首义、各省呼应、北洋势力“混水摸鱼”、清政府孤儿寡母“禅让”的特殊景观，而导引了以后连续十七年的战国局面。如袁世崛、孙中山、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这样的强力人物都没有能力使用军事政治手段统一全国，则诸侯割据的杂乱无章便不可避免。过分的“尚武”，让北洋的全国总兵力至晚期达至200万的高点，中央囿于赔款、地方扼于养兵的尴尬让从中央到地方呈现一片财政危机之状，即便是大富之区东北、江浙、广东也不能例外，山西有了较为可观的经济发展，但是以军力较弱只好采取投机手段换取的。这一点造成了一种吊诡的局面，无论是中央的财政总长还是各地的财政主官，其“搞钱”的本领高低，每每是其军事形势好坏的一个晴雨表。一时之间，从借债、发行、专卖、公产、募捐、征税等各种拢财手段，在中央和各地混乱纷呈，不一而足，很难理出一个清澈的头绪。从最终的界面上，因为财政统一后的广东因为宋子文的“天才”努力率先实现了财税充裕，一举达成了比之于前任高出十倍的财政收入，再加苏俄人的资助，确保源自两广的北伐军一路故城拔寨所向披靡，不仅元气大伤东山再起的吴佩孚兵败如山，便是雄居江浙富庶之区但不受江浙财团待见的孙传芳也迅速溃败。而那向以东北沃土为基地频频出关的张作霖，也因为顿失理财奇才王永江而难相对垒。后起之秀蒋介石、李宗仁们之能用两年的时间风驰电掣底定中华，除了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的策应，盖因“金元”的活泛大大丰满了“大棒”的羽翼。关键场次的恶战（如贺胜桥、龙潭）自是硬碰硬的实力对决，而一次次的传檄而定、倒戈成风，背后都有“钱囊”的愉己、撼人效果发生直接或间接作用。

如刘仲敬所指出的那样，北洋有国会而被抽象了财税决策的权力，让这一时期的税收立法与实践，仍为各路计臣、敛臣所左右。因而，不仅政权还有着相当严重的封建色彩，便是税收进程，也笼罩在个性各异的人治背景中。因之，理解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税收史，总还要紧密联系当时的军政态势与人事纷纭。摆在您面前的这本《民国北京政府税收史》，便是想尽一些力所能及的努力，展现北洋时代头绪纷繁、人事倥偬、因地而异、盘根错节的涉税风云。

全书初稿分为十三章（包括附录的大事记）。第一章《民国北京政府税收概观》期望综述北洋时期与晚清的税收瓜葛，以及它在旧税整理、新税开征、税收现代化建设上的诸般情态。因为担心与其他同类著述呈现叙述上的雷同，本书没有在具体的税种因革上多着笔墨。粗线条、大轮廓、长时段的税制变幻，尽力在这一章中概括。第二章《民国元年的“国民捐”运动》是想通过黄兴于1912年发起的这场国民捐运动，间接显现民初开国迨至灭亡的财政窘况，并反映当时为着改善财政局面的各方努力，以及出于对国家人民的不同认知而进行的涉税技术切磋。第三章《丁恩与民国北京政府的盐政改革》是期望从当事人角度入手反映北洋时期的盐税制度改革。第四章《民国北京政府印花税的创行》将北洋时期较为成功的新税创制专章阐述。第五章《袁世凯称帝的财税支撑》是想含蓄地提示，已经取得了财政状况好转的北洋政府，何以在袁世凯去世后变得风光不再积重难返。第六章《民国北京政府的国地税收划分》和第七章《民国北京政府的关税自主运动》是谈及北洋税收史必须面对的两大专题。第八章《1924年广东革命政府的税收征纳危机》和第十章《奉系军阀的税收运筹》将目光投向边缘但是强势的两个地方性政权的税收异动，以反映战国状态的北洋在地方上的不同态势。这一方面，作者本来还想就直系、皖系、西南、山西等板块进行一些着力点不同的探讨，限于精力和篇幅未作深入。第九章《民国北京政府税收中外、央地、征纳混合博弈》和第十二章《民国北京政府统治时期的特殊纳税人群落》通过两个较为微观的界面反映北洋时期的税收制约关系，这可能是北洋时期在税收方面较少重大革新的掣肘原因。第十一章《民国北京政府统治时期的包税制》是要说明，北洋时期的税收征管手段，还没有进入到现代化的规范境界。与国民政府时期的“径行决定”一样，税收现代化任重道远。附录中的《民国北京政府税收大事记》意在弥补专章论述中对具体事件无暇顾及的不足，表现北洋时期税收变迁的时空次序。

在准备本书稿的过程中，作者还希望谋划专章《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税源状况》，有两个原因让这一计划夭折。一是内容过分庞杂，非短期内可以写就；二是北洋时期的税种创行，与新生税源多不匹配。但是，作者仍然认为一部税收史，总应该有“税源史”作为“税制史”的前奏环节。所以，待有机会，此章仍当补足。另外还有写作专章《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鸦片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税收思想引进与创新》《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较有成就的财政总长》《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税收竞争》《民国北京政府的苛捐杂税》等的想法，受制于时间、资料、创意的不尽成熟而未遽然动笔，也待合适时机再起炉灶吧。

《民国北京政府税收史》自2015年下半年动工，至2016年4月底粗成第一稿。现呈上，征求各方意见，以利下一轮的整补润色。

李胜良于2016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