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敌人后方去征税——读李公朴的《华北敌后晋察冀》

纵使李公朴不是一个如张学良那样的秘密党员，他也肯定是一个受到强烈“赤化”感染的中立知识分子。这是我在读过他的《华北敌后——晋察冀》之后产生的强烈感觉。我想，国民党特务的触觉肯定会比我这个不在现场者敏锐的多，发生在李公朴身上的那么多起事件——比如七君子事件、校场口事件和李闻事件，绝不会是完全捕风捉影的蛮打误撞。更何况，公朴先生遇害后毛泽东和朱德的唁电中“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等句，也是毫不遮掩的战友情深。

我在拿到李公朴此书时，是很想从中验证一些发生在晋察冀边区的经济作为曾经加之于我的疑惑。可他几乎是一面倒的溢美之词，居然比之于一个共产党人的文字还要立场鲜明。我甚至从中看到了多处，酷似毛泽东的手笔。而李公朴在序文中声明的“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把边区所有干部和一千二百万人的诚挚愿望转达给全国人民”，则更是明白无疑地呈现了自己的立足点和着眼点的红色外观。

然则这一部李公朴穿行于边区六个多月、经十五县五百个村庄、遍访边区军政民各界的调研之作仍然不失其参考价值。令我兴奋的是，我从中寻到了多处对于边区税收的介绍。在李氏的生花妙笔下，其间的诸多结论每每是通过讲故事的形式传达的。

李公朴阐述了边区在取消了田赋之后又恢复征税的背景。因为仅仅凭借并没有多少收入的出口税、屠宰税、牲畜税、烟酒特税等，边区无力供养越来越壮大着的政府和队伍。而盐税这种恶税是不能征的。加之土地多为地主所有，免税在徒然损失了一大笔收入的同时并不能让广大农民受益。何况缴纳皇粮国税已经成为百姓们的一种固有定式，就如这是维系人民和政府关系的一个纽带。于是，被称为“战时经济费筹措的一种最完善的进步的办法”的“合理负担”作法在边区实行。尽管当时的晋察冀边区还没有实行后来颇为有名的统一累进税，但村合理负担与县合理负担，已经为“最进步的统一累进税”奠定了基础。

李公朴在这里所使用的“最完善”、“最进步”之间显然过于夸张，但在宣传口径下，人们似乎又特别垂青这样不留余地的表述方式。显然，李公朴久处红色区域，他已经被不知不觉地“同化”了。即使从今天的田野调查实践而论，调查者和受访者之间，也无法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美国的“税收遵从调查计划”后来流产，也恰是因为过分地“脱离民众”。

正是因为被灌输和贯彻了这么多的“最”，税收问题成为边区一项不可不讲的“政治”。李公朴在书中提到的一个事例，证明了这一点。边区为禁烟而加重了卷烟税，有人把漏了税的纸烟送给三分区的一位负责同志时遭到了严厉的拒绝：“我是不抽没上税的纸烟的！”从中你会感受到，税收信念已经在边区深深扎根。

从李公朴的书中所看到的最让我愉悦的段落，莫过于他对敌后征税故事的描绘。本来，边区已处敌后，其征税本就是与虎谋皮、虎口夺食、虎口拔牙，可更有甚者，我们的“税务人员”，居然还要到敌后之敌后的敌占区去，表演他们的征税绝技。

第一个故事：定县抗日县政府的人到有着鬼子据点的清风店屠宰场去征税，有人向村里告密后，鬼子包围了屠宰场。在问及现场的人们都是何身份时，屠宰场主人给我们的征税人安排了一个“发帐先生”的体面角色。可敌人随即又发现了刚刚盖在猪身上的蓝色“验讫”戳记，便问“这是什么的干活”，发帐先生沉着而机警地告之这是已经卖出了肉的标志，并当着敌人的面继续地向着还未盖戳的猪身上印上他的“验讫”。后来，倒是那个告密的人，因为“报告不实”而挨了一顿痛揍。这个故事显然大大地低估了敌人的智商，且大大地高估了纳税人的觉悟并揭示了当时“验讫”章的含糊其辞，可任是七十多年后读到它，仍然会令你忍俊不禁。

第二个故事：正是因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政令”总是毫不犹豫地行使到“敌伪盘踞的城圈子之内，”“城里的人民照常地完粮纳税”，龟缩在城里的县长才会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城长！”而他手下的公安局长则有同感：“我还只是一个门长啊！”

第三个故事：有一连八路军到灵丘县的游击区，错把一个悬挂过日本旗的商户视为汉奸而没收了他的所有货物资财。如此违背了群众纪律和税收政策的作法，后来居然用如此的方式进行了处理：军区在调查过这个商户确实不是汉奸之后派人把这个连的连长带进村子，秘密地召开群众大会，由那小铺的铺掌当场报告自己的损失，然后由军区将其布匹货物扫数归还，并叫那个连长当众承认自己的错误。后来，这个连长还受到民主法庭的审判。这样一个故事中，征税行为虽然被纠正，可跑到游击区去开会的这件事还是充分地证明了，边区有能力到他们并没有完全控制的敌后去征税。

“到敌人后方去！”看来如此写进歌词的口号，并不纯然是一种宣传，它是有着扎实的事实基础的。既然连征税这种可以痛彻骨髓的事体都可以到敌人心脏中去展演，还有什么事不可以呢？

李公朴的书虽然很“左”，总还是用他的“详”，衬托了他的“实”。

2010年10月12日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