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圣”数字里的悲与苦

杜甫（生于公元712—死于公元770），字子美，号称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等，盛唐大诗人，世称“诗圣”，现实主义诗人，世称杜工部、杜拾遗，代表作“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一生写诗1500多首，诗艺精湛，被后世尊称为“诗圣”。

杜甫的一生是穷困潦倒的一生，赤贫的一生，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好的一生。虽然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壮游》诗中说：“七龄即思壮，开口吟凤凰。”，在《赴奉先咏怀》中也说：“许身一何愚，窃比稷和契”。以凤凰来自比，以舜的贤臣稷和契自期许，他甚至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可见他的雄心壮志。当唐玄宗举行祭玄元皇帝、太庙及天地三大盛典时，在长安苦苦守候了多年的他，献上了歌功颂德的三大礼赋。这才得到玄宗的赏识，辗转得到一个右卫率府参军的微官。但他缺少进官的阶梯，没有人脉资源，时运不济，且自己比较清高，高不成低不就，也没有可以运作当官的经济实力，又不懂经济理财，更无财可理，以致他郁郁不得志的生活过得相当艰苦。

杜甫做左拾遗这个官，大约是从八品的官职，拾遗也就是捡起皇帝遗漏的东西（政治决策失误）。他当这个官之后，才知道皇帝不是尧舜，自己也不能随便给皇帝拾遗，自己的政治抱负是很难实现的。检校工部员外郎比拾遗的官大一点，约相当于从六品的官，比七品县官大一丁点，这也是杜甫一生当的最大的官。而且只是个代理的，未实授其官，相当于我们现在官职里的括号，相当于什么什么级别，或享受什么什么待遇。工部主管全国的土木、水利、机械器物制造工程等事务。在工部做事，数理方面的知识和内容居多，自然杜甫有了这个经历对数字应该是很敏感的了。总的来看，他当的官都很小，自然也没什么钱财，生活很贫穷也是自然的了。可杜甫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撞得头破血流也不回头。一个杜工部的虚名便害了他，他还要在他的仕途上艰难前行。  

《云仙杂记·夜飞蝉》引《放怀集》：“杜甫每朋友至，引见妻子。韦侍御见而退，使其妇送夜飞蝉，以助妆饰。”丈夫穷困，老婆自然也是一幅寒酸相，杜甫自己还不觉得，倒是客人实在看不过眼，叫夫人送了一个头上装饰品过来。后来杜甫被迫离开长安，流落到了到成都，一家人先是借住在浣花溪畔的一座古寺里，家里都揭不开锅了。杜甫自己也有所记载：“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小儿饿得实在是扛不住了，也就顾不得父子之礼，冲着父亲一阵怒吼，叫他赶快到邻居那里去讨口饭回来吃。没有办法，当过几天小官的杜甫实在拉不下面子，只好硬着头皮，拉下面子，给老乡、彭州刺史高适发出求援信：“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高适从百里之外背米来接济他，邻里又送他些小菜，使他免却了无米之炊的困苦。杜甫有诗为证：“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　

正是这些苦难，给了他创作的生活来源。假如他处江湖之远，居庙堂之高，肯定不会有这样多的切身经历与感受。也正是这些苦难，让他形成了现实主义的风格，创作出了一系列现实主义的作品。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春望》  

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石壕吏》  

虽然吃了这么多的苦，面临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但杜甫还是怀着他的忠君思想，拖儿带女四处流浪，不肯面对自己家庭的现实。一家不治，何以治天下？假使他能像陶渊明“种豆南山下”，“带月荷锄归”，他的家庭生活至少不至于这样凄苦，何况他因为祖上曾当官，可以不交赋税，可以不服劳役，比一般老百姓还是要好得多的。可是他依然想着他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这就怨不得别人了。忠君是可以的，有抱负也是可以的，爱国也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里说的“漫卷读书喜欲狂”也好，但你至少要把自己和妻儿老小的肚子填饱才行呀。“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四首（其三）》，又当不得饭吃。离自己的家庭现实生活也离得太远了，都上青天了。况且当时的文学创作不像现在，可以发表后得稿费，可以靠稿费来养家糊口。而且当时杜甫并不出名，他的成名是在他去世后的事。也就是说不是当时的名家。纵观杜甫的作品，数字随处可见，数不胜数，也许这和他想入世做的准备有关，也许和他做杜工部有关，但他不懂经济，不会理财经商，估计他在做入世准备时，这方面准备得有点欠缺，或许他也瞧不起这，不屑而为之，要不也不至于如此穷困潦倒。官没得当，写文章挣不来稿费，不懂经济也不会理财，想都没想过去经商，还要死撑着，连田也不去种，放不下杜工部这个虚面子，这一切便注定了他一生的穷苦。  

正是他的穷苦，和他在穷苦中的不懈追求，使他写出了“三吏”、“三别”等一系列现实主义的作品，将他的人生和他那个时代的辛酸与苦楚，在诗句里面用数字表现得淋漓尽致。巧合的是，后人将其代表作品也用数字进行了归类，有了“三吏”、“三别”，像六座丰碑一样，奠定了他诗圣的文学地位。